2026-05-08 16:50 点击次数：100
中国历代王朝中，宋朝官员的待遇最为优厚，官员的俸禄不仅标准高，而且内容丰富形式多样。宋代大小官员锦衣美食，奢侈无度，只需为官数载，就能一世荣华富贵。
宋太祖赵匡胤为避免唐末藩镇割据重演，确立“与士大夫共治天下”的国策，通过 “厚禄” 与 “恩赏“，一方面为了笼络官僚，一方面为了推行“厚俸养廉”。宋太宗直言：“廪禄之制，宜从优异，庶几丰泰，责之廉隅。”给官员的俸禄待遇，必须尽可能优厚，等他们生活优裕了，再要求他们廉洁奉公，自然就有了制度保障。从宋太祖到宋徽宗，基本都遵循这一思路，不断给官员增加俸禄、扩大赏赐规模。这也是后来范仲淹在《答手诏条陈十事》中，将 “厚禄” 作为 “养贤之方” 的重要背景：“养贤之方，必先厚禄，厚禄然后可以责廉隅，安职业也”。
宋代官员的收入结构，大致可以分为三个层面：
一是正俸，即官方正式规定的固定俸禄。这部分以货币和实物相结合的形式发放，以宰相、枢密使这类最高级别的宰执大臣为例，他们每月可以领到 300 贯（即 30 万文）的俸钱；每年还能分到 20 匹绫、30 匹绢、100 两绵的换季衣料；此外还有 100 石禄米，每月按定量供给。
展开剩余81%以一品官为例，宋是汉代的 10 倍、清代的 6 倍；即便是以富庶著称的唐朝，也不及宋代的三分之一。具体来说，汉朝三公号称万斛，每月真实收入折合大米在西汉不到100公石，东汉不到50公石。盛唐时的一品大员可以拿到160公石，若加上职分田的收入，大概近180公石。北宋盛时的三太三少可以拿到400公石上下；元代的正一品官，最高时也不过110公石。明初也想维持一百一二十公石，但因通货膨胀，逐渐减少。到了清朝，一品官的收入，最多的时候也不到40公石。
宰相、枢密使等高级官员每年的俸钱，相当于北宋中期24000亩土地的收入。据宋徽宗时淮南转运使张根说，他掌管淮南20个州，每年上缴中央的财税有30万贯，平均一个州缴税才1.5万贯。一个州的收入还不足以养一个宰相级官员。
二是加俸，即正俸之外的专项补贴。除了俸禄以外，宋代官员还有名目繁多、数额惊人福利待遇和补贴，如茶酒钱、橱料钱、薪炭钱、马料钱，等等。另外，官员家中的仆人的衣食费用也由国家支付，每名仆人每年3000文。官员在任上还有“公使钱”和“职田”。包拯外任开封府时，朝廷划拨给包拯20顷职田，也就是2000亩耕地，允许他每年收租，并且无需纳粮。这2000亩耕地按每亩租米一石估算，每年也有2000石米的进项。这些“公使钱”和“职田”本来作为充当各级官府的办公费用，可是基本上成为各级官吏收入中的一部分，成为官员的隐性福利。
宋朝官员的官阶与职位分离，如果皇帝没有派他出任某一具体的职务，这样的官员就成为只领俸禄而不视事的闲官，即“寄禄官”，他们只能根据自己的官阶领取相应的俸禄。若他们出任地方某官，知某府或者某州，那么不仅可以领取原来官阶所规定的俸禄，而且也能领取州府长官的俸禄，即兼官也兼俸，这叫“职钱”，这样的官叫做“职事官”。王安石以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的身份判江宁府，他的收入既有宰相级官员的俸禄，别处还有州府级官员的俸禄，数目相当可观。再如包拯“倒坐南衙开封府”时，身上有3个职务，即龙图阁直学士、尚书省右司郎中、权知开封府事。按宋仁宗嘉祐年间颁布的《嘉祐禄令》，包拯便有3个职务的收入。作为龙图阁直学士，每年有1656贯的货币收入，还有10匹绫、34匹绢、2匹罗和100两绵的实物收入；按《宋史·职官志》，包拯在开封府任上，每月有30石月粮，其中包括15石米、15石麦，此外每月还有20捆（每捆13斤）柴禾、40捆干草、1500贯“公使钱”；再查《嘉祐禄令》，免费一级毛片在线播权知开封府事每月还有100贯的添支，每年冬天又发给15秤（每秤15斤）的木炭。
三是额外恩赏，也就是正俸、加俸之外的不定期巨额赏赐。比如名臣李沆生病时，朝廷赐银 5000 两；王旦、冯拯、王钦若这类重臣去世后，朝廷赐银的规格都是 5000 两；地方藩镇大臣如戴兴，曾得到银万两的赏赐，年加俸钱千万贯；北宋仁宗时期，每年用于赏赐文臣的财物，价值高达百万钱。
除了物质收入优厚，宋代官员的特权范围也非常大。比如 “恩荫制”，高级官员可以直接推荐自己的子弟、亲属甚至门客进入仕途，不需要经过科举考试。范仲淹曾经提到，在他上奏改革之前，官员刚刚到任就可以为子弟荫官；甚至官员退休、去世时，还可以向朝廷奏请恩赐异性亲属或亲信。
宋朝还设立了“祠禄之制”，就是由国家在风景名胜之地建宫筑祠，定期让高级官员们前往短期疗养，疗养结束，再行任职。不仅如此，宋代由于“入仕多门”，使得“天下有定，官无限员”，拥有数量庞大的官员队伍。熙宁三年（1071）朝廷供养的小吏就有53万人。到了偏安江南的南宋，虽然只剩了半壁江山，但官吏人数并不少于北宋，南宋灭亡前夕，内外官员仍达4万人，其中竟有半数以上的官员是有官无职的闲员。
宋代对官员的无节制供给，必然要找到对应的财政来源。支撑这种高支出的财政基础，就是对民间高强度、多层面的搜刮。另外，官员的特权阶层不断膨胀，他们占据了大量土地，又享有免税免役的特权，这部分税赋负担被完全转嫁到普通百姓身上。所谓“厚俸养廉”实为竭泽而渔。高俸禄反而助长奢靡之风，宰相吕蒙正日食需杀百鸡熬制汤羹。
北宋的正税已经远超前代，而实际盘剥更甚于正税。为了满足财政需要，官方巧立名目创立各种加征手段。这些名目繁多的加征、加派，将财政负担完全压在了普通民众身上。整个民间经济，需要长期供养庞大的官僚集团、臃肿的军队系统，以及对辽、西夏的巨额 “岁币”。而这些负担，最终全部转化为了基层民众的田赋、杂税和徭役。
宋代商业经济看似繁荣，但农业和基层手工业的发展空间被完全挤压。宋代实行“不抑兼并”的土地政策，导致土地高度集中，自耕农大量破产，税基却仍以农业为主。普通农户一年的收成，除去留足口粮，几乎要全部上缴赋税，根本无法扩大再生产；而那些享有免税特权的官僚、大地主阶层，又利用经济优势大肆兼并土地，将农民变成依附他们的佃农。这不仅导致国家的税基进一步缩小，更激化了社会的贫富矛盾。
南宋时民谣哀叹：“人贱不如泥，三叹而已矣”，足见底层生存之艰。《宋史》记载的南宋大规模饿死人的饥荒年份，从康王赵构称帝（建炎元年，即公元1127年）到陆秀夫背着小皇帝赵昺在崖山跳海（祥兴二年，即1279年）152年中，共有65个年份发生较大规模饥荒，占比一半。如此高频的饥荒不可能全是天灾造成的。
农民“谷未离场，帛未下机，已归他人所有”，即使丰年亦“糟糠不饱，短袄不穿”，被迫流亡或起义。王小波、李顺等农民暴动均以“均贫富”为口号，直指赋税不公。而方腊揭竿提出“是法平等，无有高下”的口号。在中国众多朝代中，农民揭竿而起最为频繁的，却是两宋，其数目之多空前绝后，宋朝前后三百余年，共经历了433次农民揭竿而起，两年就要发生三次!
朱熹曾尖锐指出：“古者刻剥之法，本朝皆备”，说明宋代赋税名目之繁、盘剥之深远超前代。清代史学家赵翼在《廿二史札记》中评论“宋制禄之厚”说，“其待士大夫可谓厚矣……然给赐过优，究于国计易耗。恩逮于百官者，惟恐其不足；财取于万民者，不留其有余。”
施恩于百官，唯恐给得不够多；向百姓收取赋税，一点不留余地。所谓的“与士大夫共治天下”，实际是“共享天下”。
发布于：安徽省